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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筑扶贫脱贫的语言大道  —— 序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(2018)》
来源: | 作者:pmoc1657e | 发布时间: 2018-06-11 | 164 次浏览 | 分享到:

  贫困,是历代中国都在应对的重大社会问题,也是世界各国都在应对的重大社会问题。2016年,中国发布《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》,立志到2020年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、贫困县全部摘帽、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。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大地上消除贫困,中国人从此告别贫困,这是多么艰巨而又多么伟大的壮举!

  要致富,先修路,这是很多农民都懂的道理。为扶贫要村村通公路,这是现实之路;还要户户通广播电视,宽带网络广覆盖,这是电信之路;同时也应修筑起宽阔的语言大道,这是负载知识和机遇的大道。

  致贫原因多种多样,扶贫脱贫要千方百计。语言与贫困之间的联系,早就有人关注过。1966年,费希曼(Fishman)观察到,凡是较为富裕的国家,语言都较为统一,即具有同质性;而较为贫穷的国家,语言具有较强的多样性,即具有异质性1972年,普尔 (Pool) 在费希曼研究的基础上,分析了 133个国家1962年前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语言状况的关联,发现一个语言极度繁杂的国家,总是不发达的或半发达的;而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,总是具有高度的语言统一性。这便是语言与贫困具有相关性的费希曼-普尔假说

  1935年,地理学家胡焕庸描画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。自东北的瑷珲至云南的腾冲,形成一条东南与西北的分界线,史称胡焕庸线。当时,线东南半壁36%的土地供养了全国96%的人口,西北半壁64%的土地仅有4%的人口;即使到了今天,胡焕庸线两边的土地与人口的比例也没有发生太大变化。目前,全国有14个集中连片的特困地区,基本上都是老(革命老区)(少数民族地区)(边疆地区)(瘠苦地区)地区。这14个连片特困地区,有11个在胡焕庸线附近和胡焕庸线之西。而这11个地区又多是汉语方言复杂的地区和少数民族语言地区,普通话普及率较低。胡焕庸线所反映的语言与贫困的关系,可谓费希曼-普尔假说的中国例证。

  语言何以与贫困相关? 语言何以能扶贫脱贫?

  语言能力是劳动力的重要构成要素,是重要的人力资本。伴随着社会的进步,从事生产劳动的智力因素和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,语言能力在劳动力中的比重也在不断加大。所谓语言,对个人来说主要是指语言能力。语言能力不仅是熟练运用口语的能力,更是读书识字、运用书面语的能力;在当今的中国,还应包括能够使用知识含量高、经济价值高的国家通用语言的能力,能够使用当今必要的语言技术的能力。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表明,语言能力的高低常常决定着就业的机会和收入的水平。

  除了一般的口语可以自然习得之外,语言能力通过教育才能获得、才能提升;同时,语言能力也是能够获得较多较好教育资源的因素之一。教育资源,包括普通话资源,通过提升受教育者的语言能力转变为个人发展的资源,转化为地方发展的资源;这种资源也有利于切断贫困链条,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。

 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沟通信息,传输知识。如果掌握了通用度高的语言,就有了信息交通的高速通道,便于资金、人才、技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进入,便于经贸信息的内外传播,从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 展。卞成林等对广西14个地级 市2011-2015年的普通话普及率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,发现普通话普及率大于60%后,对经济发展就会产生显著的正面效应;2015年,广西普通话普及率已达70%以上,普通话已经成为推动广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要素和动力源泉。广西如此,其他省域也是如此。一个地区如此,一个人也是如此。掌握了通用度高的语言,信息沟通的半径扩大了,人的活动半径也扩大了,可以走出乡村,走进城市务工经商,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劳动收益。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扫盲和推广普通话运动,就同文化教育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。在现代扶贫工作中,2011年《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 (2011-2020)》已经关注到语言扶贫的作用。2016年教育部、国家语委发布的《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》,明确指出了要结合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方略,以提升教师、基层干部和青壮年农牧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为重点,加快提高民族地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率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《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》,与语言因素相关的政策表述多次出现,将语言因素在扶贫脱贫方略中的作用提到一个新高度。20181月,教育部、国务院扶贫办、国家语委联合制定了《推普脱贫攻坚行动计划(2018-2020)》,就推普扶贫方面提出 了一个目标定位、四个基本原则和九大具体措施,可谓认识到位,举措到位,有望发挥较大作用。

  提升贫困地区的语言能力要有基本方略,要做专门的语言规划。比如贫困地区的普通话推广,重在普及而不急于提高,重在发挥普通话获取知识、交换信息的作用,以为本,长期坚持。基础教育是基础,且宜以学校为基地辐射社会;社会教育是补课,主要人群是教师、干部、商户和青少年,且宜以职业的实用教育带动语言能力提升。除了推广普通话,也要尊重和保护当地的语言或方言,以减少语言冲突,促使语言生活和谐。当地的语言或方言是当地文化发展的基础,也可以为旅游等经济活动服务。要鼓励扶贫干部学习当地的语言或方言,以便于同当地人民的沟通,获得当地人民的认同。要重视民族语言技术的开发,消除少数民族群众使用移动终端和信息服务时的语言障碍。

  语言与贫困具有相关性,语言可以扶贫,源自语言与教育的密切关系,源自语言与信息的密切关系,源自语言与人与互联网的密切关系,源自语言与人的能力和机会的密切关系。认识语言的扶贫功能,为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修筑起脱贫的语言大道,为改变经济劣势和发展劣势、促进当地社会的文明进步贡献语言之力

  更期冀这一语言大道能够为改变胡焕庸线发挥助力。

 

  (文献来源: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(2018)》 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组编,北京:商务印书馆,P3-5。)

  (李宇明,北京语言大学教授,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主任,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,中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会会长,《语言战略研究》杂志主编。曾任国家语委副主任、教育部语信司司长、北京语言大学书记。)